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近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团伙制售黄色手办被认定为淫秽物品犯罪案。从手办工厂老板到文员12名被告人被判决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刑期从四年九个月到判一缓一不等。

除了判决书提到的一款手办，案涉的多款手办在是否属于淫秽物品上均无争议。根据判决书，这款争议较大的案涉手办是一个女性跪在地上的形象，上身和下体都穿有可脱卸式内衣裤，背后有一对翅膀；胸部和关节部位做了色素沉淀，没有特地制作乳头，下体简化成一条线。

宝山区人民法院认定案涉手办为淫秽物品依据的是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以及两名购买手办时未满18岁的证人对于案涉手办的处置方式——“两名证人购买案涉手办后亦认为有色情内容而羞于展示，故其诲淫性不言而喻。

新京报记者通过搜索裁判文书网和人民法院案例库中手办涉黄类案例判决发现，该案疑似是黄色手办被判淫秽物品犯罪第一案。

上述判决在网上公开后，在支持声之外也涌现出另一种声音：手办作为新兴行业，在缺乏有效行政监管和行业标准的情况下，被刑事司法介入，是否越位?手办工厂文员和网店运营也受到刑事处罚，是否处罚过重?

多名法学专家认为，这份判决从司法层面确认了涉案手办属于“淫秽物品”，在手办这个新兴行业监管尚不完善时，刑法的介入，恰恰是对行政监管盲区的必要补充，而非越位，这也体现了源头治理思路。而对主犯处以实刑、对从犯适用缓刑暗合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代转型，彰显了对规模化淫秽物品产业链的零容忍，传递出“文化创意不得突破公序良俗”的明确信号，也未突破刑法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原则。

同时，针对黄色手办很大一部分流向未成年人的情况，法学专家还表示，此案的判决也警示了新兴业态不得以“艺术创作”“亚文化”“二次元”之名突破未成年人保护红线。

▲存在争议的一款案涉手办。 受访者供图

多地公安集中打击黄色手办产业链

手办起源于日本，是动漫、游戏中人物的衍生模型，制作工艺精细，通常按照一定比例还原原作中的角色或场景，在动漫爱好者群体中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近年来，随着“二次元”文化盛行，手办等动漫角色周边在市场上日渐走俏，但个别商家试图模糊“二次元”和“软色情”的边界，制售大量黄色手办流入市场。

2023年12月1日，央视《焦点访谈》揭露生产销售黄色手办产业链。这些“美少女”手办造型为各种性爱姿势，接近“全裸”，或可拆卸、脱衣，在直播平台和网购平台售卖，生产地集中在广东东莞。

广东东莞素有“中国潮玩之都”之称，截至2025年3月，东莞拥有超过4000家玩具生产企业、近150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是全国最大的玩具出口基地。公开数据显示，全球1/4动漫衍生品由东莞制造，中国近85%的潮玩产品产自东莞。

央视报道后，据手办行业从业者透露，黑龙江、江苏、四川、上海等地的公安机关集中对手办行业开展调查，东莞等多地的手办工作室、工厂、销售企业，因制售黄色手办被关停，相关责任人也被刑事立案侦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宣判的这起案件也在同一时期案发。据一审判决书，该案主犯、被告人许某为牟利，在广东省东莞市经营一家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和一间工厂，并在网络平台开设网店，雇佣数名员工制作、对外销售手办类淫秽制品。该案另一名主犯是许某的下游经销商孟某。

2023年12月7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民警在广东省东莞市被告人许某的两处仓库内查扣3万余件手办，均被鉴定为淫秽物品。案涉网店自2022 年起共销售上述经鉴定的手办型淫秽物品2万余件，销售金额人民币200余万元。同一日，公安机关在江苏省徐州市孟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待销售的案涉手办3700余件，均被鉴定为淫秽物品。判决认定，截至案发，孟某等人制作案涉淫秽手办8000件，对外销售5000余件，另销售许某等人制作的淫秽物品300余件。

2024年9月，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将12名被告人起诉至宝山区人民法院。今年4月9日，宝山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12名被告人被判构成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刑期从四年九个月到判一缓一不等。该案主犯孟某的辩护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漫游告诉新京报记者，12名被告人均放弃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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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为淫秽物品依据：

公安鉴定及“证人购买后认为有色情内容羞于展示”

陈漫游介绍，案涉手办有多款，其余在是否属于淫秽物品上均无争议，除了孟某生产的一款手办。根据判决书，这款争议较大的案涉手办是一个女性跪在地上的形象，上身和下体都穿有可脱卸式内衣裤，背后有一对翅膀;胸部和关节部位做了色素沉淀，没有特地制作乳头，下体简化成一条线。该作品有重庆市版权局盖章的版权登记证。

我国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将淫秽物品界定为：“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但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一名刑法学教授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该案定罪量刑关键在于案涉手办是否为淫秽物品，可由专门的机构或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和相关鉴定规范，对物品是否属于淫秽物品进行鉴定。

判决书显示，两名证人发现手办对胸部和下体生殖器有明显刻画，其中一人怕父母看到不好，特地用带颜色的胶带挡住了手办的胸部和下体;另一人觉得手办放学校寝室不好，在家里摆放又怕父母看到被责备，一直把手办放在房间床底下。

宝山区人民法院认定案涉手办为淫秽物品依据的是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以及两名证人对于案涉手办的处置方式——“两名证人购买案涉手办后亦认为有色情内容而羞于展示，故其诲淫性不言而喻。”

广东艾比利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周妍律师曾撰文介绍，在司法实践中，她从相关专业人员处了解到，认定涉案手办为淫秽物品有几个关键点可供参考：是否裸露性器官(衣物是否可脱卸);是否对外宣传“可脱、软体、仿真”，关键部位是否打码;是否特意突出性器官;有无许可证、版权证等行政许可。

▲购物平台搜索“美少女手办可穿脱”出现的商品图，大多姿势性感，衣着裸露。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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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办行业监管存漏洞，

专家：司法介入是对行政监管盲区的必要补充

根据一审判决，12名被告人刑罚大致分为两档，其中三人被判实刑。许某、孟某作为案涉公司经营者，被认定为主犯，构成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被判刑四年九个月、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工厂经理被判犯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刑期三年九个月，并处罚五万元。

其余9人被判缓刑，包括仓库主管，负责开模、图纸设计的工程师和案涉手办制作人员，以及负责统计生产数据和考勤工资的工厂文员和网店运营等从犯，被判犯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刑罚最轻的是工厂质检员，被判一缓一。上述人员均于2024年1月被取保候审。

上述判决在网上公开后，有人表示疑问，手办工厂文员和网店运营也受到刑事处罚，是否处罚过重?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王志远教授告诉新京报记者，从犯的量刑主要取决于犯罪情节轻重、从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地位等因素。从犯罪情节层面来看，犯罪数量和犯罪金额已经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标准。

王志远教授认为，本案裁判暗合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代转型，司法机关对主犯的从严惩处彰显了对规模化淫秽物品产业链的零容忍，坚守了“严”的规范底线，传递出“文化创意不得突破公序良俗”的明确信号;而对从犯的缓刑适用则体现了“宽”的处遇弹性，即对劳动者职业风险的审慎评估，充分考量了不同岗位人员的实际作用。这种“分层追责”的模式既未动摇刑法规范的刚性，也未突破刑法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原则，同时又通过差异化处理避免了“一刀切”治理可能引发的社会排斥效应。“普通员工如文员、质检员等虽然参与具体环节，但考虑到其被动性、辅助性角色和其岗位职能的技术性、薪酬结构的固定性以及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法院通过适用缓刑实现了罪责刑相适应。”

被告人孟某辩护人陈漫游律师表示，孟某觉得手办生产销售行业作为一个近年来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没有行业标准，也缺少行政监管，他此前并不知道此行为会被打击。

王志远教授表示，当新兴业态中特定行为已实质侵害刑法保护的法益时，刑法的介入具有正当性，无须以行业监管体系完善为前提。宝山区法院的判决本质上是以刑事司法权威为行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底线标准。如醉驾入刑倒逼代驾行业标准化、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推动数据分类分级，“底线规则输出”是激活行业自治的前提。本案从3D建模、批量生产到电商销售的全链条追责，暴露出文化产品监管中的结构性漏洞，即监管部门对实体手办的巡查盲区、平台对衍生品的内容审核失位、行业对亚文化产品的伦理共识缺失。此时刑法作为保障法介入，恰恰是对行政监管盲区的必要补充，而非越位。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阎二鹏教授认为，在认定案涉手办属于淫秽物品的前提下，手办行业行政监管空白反映了有关部门行政执法不力，司法机关在该案判决后可制发司法建议书给相关管理部门，督促其加强执法。比如，司法实践中公检法机关办案时发现不法分子通过社交媒体账号窃取信息，司法机关发现有关部门的管理漏洞后，对其制发司法建议，提醒他们加强管理，这体现了源头治理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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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手办流向未成年人，

专家：不得以“亚文化”之名突破未成年人保护红线

根据《焦点访谈》记者的调查，黄色手办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未成年人。一些在网上售卖的黄色手办标注着“适用年龄为少年(7—14岁)”，一些网店的主要客户群体标注为初中生。

该案判决书披露，两名证人网购案涉手办时均未满18岁。案涉手办并非作为艺术品展示交流，而是作为商品通过网络销售平台对社会公众公开发售，其由游戏角色衍生而来，对青少年的迷惑性更强、危害性更大。

王志远教授认为，判决将涉案手办纳入淫秽物品范畴并非简单扩张刑法适用边界，而是以实质性判断突破形式认定标准，警示行业不得以“艺术创作”“亚文化”“二次元”之名突破未成年人保护红线。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于旭坤表示，部分“二次元”手办存在“软色情”的问题，对未成年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未成年人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心智不成熟、控制能力差，对“性”有着天然的好奇心，若长期把玩含有“软色情”的手办，久而久之会模糊、扭曲其正确的性认知，可能导致其成为性侵害的被害者，甚至会诱发激情犯罪。

于旭坤认为，行政部门应加强对手办行业的监管和治理力度，宝山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将制售淫秽手办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对相关责任人处以刑责，说明这起案件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体现了法律的震慑力，有利于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这在互联网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